陈悟果本科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所学专业是金融数学。刚开始，他接触的课程大多属于基础数学范畴，因此，当他遇到“统计理论与应用”这门偏重统计学的必修课程时，有些力不从心。
陈悟果原本认为，自己跟不上课堂节奏，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是因为老师的授课逻辑不是很清晰，而且，与充实的授课内容相比，上课所用的课件过于简洁。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不能完全怪老师，我也要反思自身，改进学习方法。”他说，不能将学习效果的好坏仅仅归因于客观环境的优劣。
在随后的日子里，陈悟果一方面向老师提出课程意见，希望老师课上的表达能够尽量清晰，并且及时回答学生课上的疑惑，而不是囿于国外大学传统上的教授办公时间;另一方面，他也提前预习发布在学校官网上的课件、在网络上搜索与课程相关的资料，并购买了与课程配套的教材。他逐渐适应后，说：“谁能够更好地度过留学时光，就在于谁能更快地从感性化的反感或厌恶情绪中挣脱，转而进入到尝试改变的状态。”
上课方式尴尬 缺乏背景知识
纪伟业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对他来说，最难的一门课是“审查制度”，课程内容主要是学习和讨论澳大利亚的相关审查制度。
纪伟业认为，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授课方式特殊和文化背景生疏。“上课时，我们经常集体观看容易让人身心不适的影片。”这让他感到尴尬和痛苦，“在国内，我从来没有和同学坐在一起，以上课的名义观看那些电影。”另外，由于之前很少涉猎澳大利亚文化，他有时很难跟上同学的思路。
然而，凭借浓厚的兴趣，纪伟业坚持在课后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使他对澳大利亚分级制度的逻辑框架有了基本的了解。“这门课是面镜子，让我了解了澳大利亚的影视分级制度，知道了西方国家对于影视中涉及色情、暴力等方面的管控十分严格。中国可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更好地保护青少年受众群体。”
思维不够突破 创意总是受限
2016年，李嘉欣前往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学习。提到“难上天”的课，她回忆起一门叫做“设计思维”的课程。
这门课要求学生运用设计思维帮助解决澳大利亚社区面临的一些全球性问题。李嘉欣说：“我觉得澳大利亚学生的想象力特别丰富，他们总是脑洞大开，有很多创意。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思维总是受到限制，这也是我觉得这门课特别难的主要原因。”
不过，李嘉欣并没有一直沉浸在无力感中，她积极地同澳大利亚的同学交流，在合作过程中，她受到了不少国际小伙伴的启发;自己也渐渐地发散思维，打破刻板，在一次次的头脑风暴中创造出了值得称赞的想法。最终，她顺利地完成了这门课程的设计报告：为澳大利亚社区设计了一款共享图书软件。在软件中，任何人都可以在线上分享读书心得、在线下交换共享书籍。
通过这门课，李嘉欣感触良多：“我在这门课中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国际朋友，开阔了眼界和思维。至今我仍然和当时的组员保持联系，有时还会探讨共享经济和全球创意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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