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二十四届哲学大会第一场捐赠讲座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举行，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家巴特勒主讲，演讲的主题为“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

　　巴特勒指出，由于“性别”的外来性，当它进入到其他语言中时，总面临着翻译问题。出于对引入这个语词带来的一系列变动的担忧，人们常常拒绝引入“性别”这一概念或符号。然而，与之对照，当英美的学者在讨论性别议题时，他们倾向于直接将他们的理论普遍化，仿佛“性别”这个词不会会面临着不可翻译的问题。上述两种实践都预设了某种单语主义。

　　巴特勒由此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抛弃单语主义的信念并正视跨语言中的不可翻译性，那么“我们应该努力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对现存的多种性别关系、多种关于性别的语言以及多种在性别化的现实中生活的方式都更加宜居的世界”。

　　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第一场捐赠讲座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于8月13日晚上六点半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讲座是第一届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由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家巴特勒主讲。巴特勒演讲的主题是“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她提醒我们注意“性别”这一语词的翻译问题：不存在脱离翻译的性别。对这一事实的正视就要求我们超越单语主义的局限。

　　巴特勒的演讲从讲座的命名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名断言开始：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这一段言激励着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在性与性别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性被认为是生物学事实，而性别则是这个事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

　　对于这一区分，巴特勒提醒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即便性是一个事实，它也不能脱离语言的建构。“性在语言中被建构为一个事实”。因而，性与性别并不能完全剥离。第二，“性别”是一个外来的语词，尤其对那些非英语的语言来说。因而，对性别的谈论总是涉及到翻译的问题。

　　由于“性别”的外来性，当它进入到其他语言中时，总面临着翻译问题。一些人认为对于这个语词的引入会挑战他们的语言自身的句法结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对“性别”的引入会同时引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出于这些理由，人们常常拒绝引入“性别”这一概念或符号。然而，与之对照，当英美的学者在讨论性别议题时，他们却很少考虑翻译的问题。他们倾向于直接将他们的理论普遍化，仿佛“性别”这个词不会面临着不可翻译的问题。

　　巴特勒指出，上述两种实践都预设了某种单语主义。德里达如此描述单语主义的信念：“一个人不仅以某种语言为家而栖居，而且通过那种语言所获得的意义是独特的，他只能通过这种语言来获得并交流事物的意义。”根据这种想法，某种特定的语言构成了一个人的本质和他栖居于世的方式。巴特勒认为，单语主义一方面会使我们拒绝翻译，另一方面又会使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东西具有直接的普遍性。然而，德里达指出，这种单语主义并无根据。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它总是超出任何个别的使用者。它在任何特定的使用者使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按照特定的方式被使用。因而，人不能够拥有任何一种语言。语言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外来的。

　　基于德里达对单语主义的批评，巴特勒指出：我们一方面不再有理由抵抗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抛弃对于直接普遍性的天真想法，正视跨语言中所面临的不可翻译性问题。

　　事实上，这正是“性别”这个语词所面临的处境。巴特勒通过大量的例子展示了“性别”在进入其他语言时所面临的翻译上的困难以及所遭遇的重新诠释。不但如此，“性别”对于英语自身甚至也是“外来”的。它自从40年代被美国性学家引入英语之后其意义和功能就一直在发生变化。正如巴特勒所强调的：“在任何语言中，性别总是作为一个艰难翻译的结果而出现。作为翻译的结果，它在任何语言中都不意味着相同的东西”，“我们中那些想锤炼这个词的确切意义的人，将会惊讶于其在公共领域的挪用和翻译”。

　　面对性别在跨语言时所面临的复杂、困难处境，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去声称只有自己这种语言才能够正确谈论性别。每种谈论性别的方式实际上都有偶然性。而巴特勒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抛弃单语主义的信念并正视跨语言中的不可翻译性，那么“我们应该努力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对现存的多种性别关系、多种关于性别的语言以及多种在性别化的现实中生活的方式都更加宜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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